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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颐|“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”

雷颐 人文英华 2022-03-19




文章转载自:雷颐游走古今(lyyzgj)


“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”——胡适为蒋介石祝寿


1956年10月是蒋介石的70大寿,蒋氏谕示“总统府”函知各方“婉谢祝寿,以六事咨询於同人,均盼海内外同胞,直率抒陈所见,俾政府洞察舆情,集纳众议,虚心研讨,分别缓急,采择实施。”由雷震主办、一向争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《自由中国》便决定出“祝寿专号”,以响应蒋氏“直率抒陈所见”的号召。同时,身居美国的胡适收到国民党要员胡健中的电报,要他写一短文为蒋祝寿,并专门提到蒋氏“婉辞祝寿,提示问题,虚怀纳言”、希望胡适“坦直发表意见”的意思。胡适本来就参与了《自由中国》的创办,并曾任该杂志“发行人”,与雷震关系素来密切,这次更是一拍即合,便匆匆写就《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》一文,在当月的《自由中国》(第15卷第9期)发表。


在这篇文章中,胡适讲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(一译艾森豪威尔)的两个故事。一是二战结束不久,艾森豪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,副校长安排他分头听有关部门汇报工作。考虑到系主任一级人员太多,副校长只安排他会见各学院的院长和相关学科的联合部(Division)主任,每天见两三位,每位谈半个钟头。在听了十几位先生的汇报之后,艾森豪把副校长召来不耐烦地问总共要听多少人的汇报。这位副校长在纸上用铅笔认真算后说共有63位,艾氏听后大惊:“天呵!太多了!太多了!副校长先生,你知道我从前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,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,在那个时期,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,--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。他们手下的将领,我从来不用过问,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。想不到,我做一个大学样长,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!他们谈的,我大部分不很懂得,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。我问的话,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,他们对我客气,也不好意思不答我。我看这个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,於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!副校长先生,你定的那张日程,可不可完全豁免了呢?”胡适讲的第二个故事是艾氏当选美国总统后,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,白宫送来一个急件要艾批示。总统助理知道艾氏疏于理事,事先便拟就了“赞成”与“否定”两种批示,只待艾挑选其中一个签名即可。谁知艾氏看了文件后一时不能决定赞成与否,便在这两种批示上都签了名,对来人说道:“请狄克(Dick即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)替我挑一个罢。”自己仍打高尔夫球去了。


讲完这两个故事,胡适评论说:“这两个故事都可以表示艾森豪先生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”,承认自己没有专门知识,完全信任属下,“这是何等风度!”希望蒋向艾森豪学习,并进一步劝蒋说:“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‘三无’,就是要‘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’:‘无智,故能使众智也。无能,故能使众能也。无为,故能使众为也。’这是最明智的政治哲学。”他希望蒋能本此哲学做一个“守法守宪”的领袖。最后,“还只能奉劝蒋先生要彻底想想‘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’的六字诀。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,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,何不从现在起,试试古代哲人说的‘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’的六字诀,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‘御众智’,无能无为而能‘乘众势’的元首呢?”

以此种文字来向蒋祝寿,确是大煞风景,必然触怒当局。同年12月,由蒋经国主持的“国防部总政治部”以“周国光”之名发布了题为《向毒素思想总攻击!》的“极机密”的特字第99号“特种指示”,随后又印行了长达61页的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。其中第三章题为“对毒素思想的批判”,内又分“对所谓‘言论自由’的批判”、“对所谓‘军队国家化’的批判”、“对所谓‘自由教育’的批判”、“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”四小段,从这四个方面对《自由中国》和胡适等人这方面的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指责“有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‘向政府争取自由’的言论”“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,破坏团结,减损力量,执行分化政策,为共匪特务打前锋”。要“总裁”做一个“‘无智、无能、无为’的元首”更是“荒谬绝伦的言论”。“批评总裁个人,阴谋毒辣!……广大革命群众如果一心一德,坚决服从大智、大仁、大勇的革命领袖的领导,则革命事业必获进展与成功,反之,必然遭到重大挫折与失败。阴险狠毒的反革命集团,对此深深了解,所以他们破坏革命事业的一贯策略,就是:攻击革命领袖,分化群众对领袖的信仰。”“所谓‘言论自由’,‘思想自由’,其实都是骗人的”,“一味空谈民主自由,绝对不能解救国家的劫运。”“别人讲民主,我们也讲民主,别人讲自由,我们也讲自由。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可笑的看法。须知各国国情不同,此时此地的台湾,只有大家拼命来争取国家的自由,然后个人的自由才可取得;况且时代潮流趋势,亦已由争取个人自由转而争取国家自由”,为了“消毒”,“我们就要大大的发扬国家自由重于个人自由,国家自由先于个人自由,不论是在学理上、法律上、事实上使个人自由主义无法立足。”“现在我们要高举起正义的大纛,只要认为某些言论是反动的、荒谬的,就要予以无情的痛击。”这份文件时时处处都要说明自由主义“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”“替共匪摇旗呐喊”一类,在时处“白色恐怖”的台湾,这可是杀头之罪。文件“要党内同志提高警惕,分清敌我”,“要思想动员:进行思想战打击敌人,最重要的,是有组织,有领导”,“一定要有组织领导,组织支持,在党内进行大规模地思想动员,而定计划步骤,安排出战人选,攻击不偏于一个角度,而要以排山倒海之势,从四面八方来围剿敌人。”要求在学校、军队、机关、工厂、农村、商店,甚至家庭内、车船中都“随地作战”,“我们的武器是笔、是嘴、是报纸、是杂志、是广播电台、是印书馆”,“思想作战要无处不是战场,无时不是战斗,以打击敌人,获取胜利的成果。”(《雷震回忆录》,第109-145页)随后,台湾各主要媒体都按部署对自由主义这种“毒素思想”作了大量的猛烈抨击。

这次“祝寿”,使台湾当局对《自由中国》更加忌恨,必欲封之而后快。其实,本来是蒋介石本人一再要各方“直率抒陈所见”、“坦直发表意见”,表示“虚心研讨”、“虚怀纳言”,装出一副“民主”“开通”的模样,然而一旦有人信以为真、其坦陈所想不合己意时,却又立刻翻然变脸,给人扣上种各罪名,露出不容异议的独裁者的真面目。这分明是引蛇出洞,毫无信义可言,所以对专制独裁者“直率抒陈所见”之类的号召,一定要慎之又慎,切勿轻为所动。


本文收于《经典与人文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1999年版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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